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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陈凯歌 执行导演 张进战 编剧 李碧华/芦苇 领衔主演 张国荣 张丰毅 巩俐 英达 葛优 吕齐 蒋雯丽 雷汉 马明威 费洋 尹治 吴大维 许晴 摄影指导 顾长卫 摄影 赵发全 美术设计 陈怀皑 原创音乐 赵季平 录音师 陶经 剪辑 裴小南 服装设计 陈昌敏 京剧指导 史燕生 发行 舒琪 制作人 徐枫/徐杰 上映日期 1993年1月1日
 旧梦
电影开始于一个空无一人的剧场。程蝶衣与段小楼在幽暗中走向舞台。随着一束高光映出两个孤单狭长的人影，黑白怀旧的画面渗出记忆。蒋雯丽扮演的妓女抱着幼年小豆子亮相。摄影机跟随母子二人穿越了老北京天桥的集市，画面上，三教九流热闹非凡，而小石头的未来——喜连城戏班也在其中。这是两位主人公的第一次相遇，也是一副时代的“清明上河图”徐徐展开。
 陈凯歌:首先提到了这个题材的是徐枫女士，我当时生活在美国，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巴黎，结果出了车祸，有了共患难的感觉。她买了一本李碧华写的《霸王别姬》给我，相信她也买了一本给张艺谋。我看了小说，但当时我一直认为李碧华的小说单薄。首先是对内地情境、京剧梨园不够清楚，对特定年代的历史事件也缺乏身临其境的直接感受。再者语言也有问题，看得出是非本地人写本地人。另外篇幅也无法展开，因为香港市场的问题，其实李碧华非常聪明。两年之后（1990年），我经过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孕育过程。这时我突然发现，我能驾驭这个题材。这个故事打动了我的，是几个人在五十年间的关系。它贯穿了五十年的中国近代历史，又能很深入地描写这三个人之间情感关系。故事横跨四五十年，由1925年拍起，当时程蝶衣九岁，直到1979年他已经年近六十为止。剧本我们前前后后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两个编剧同时写。我对最后剧本的完成稿是感到很满意的。依我看，电影样式分两类。一类是经营的。其气势、环境、光影都处心积虑、另一种是不经营的。这次拍《霸王别姬》，我把意见统一到四个字——繁华旧梦。要再现这繁华旧梦，一定得经营，用非纪实方式。我自己看每十年为一期的中国近代史，以三十年代最为有趣。这十年是欢畅的时代，尽管内忧外患遥遥在望，但这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故事本身是旧梦，京剧更是梦中的梦。因此我全拿柔光镜拍，尽量是柔和暖调的东西，气氛强调华丽。只有袁世海被枪毙时才忽然变成蓝调。这次我用了大量的steadicam（手持稳定摄影），与过去用大量长焦不同。steadicam是以人为主的摄影，与机器架在轨道上做tracking感觉完全不一样。我现在看长焦很不舒服，反而很注意主体外旁边事的发生。steadicam机器掌握在人身上，当然也和顾长卫的视觉认识有关。
 徐枫:我曾用了200多个小时反复游说陈凯歌。我先问他:“凯歌你寂不寂寞？”他一听背就挺直了，一个女制片人这么问他。然后我说:“你的《孩子王》全中国就卖了一个拷贝。”他的背更直了，他说:“我不会为了任何人改变我的风格。”我说:“没人要你改变风格，但你可以加上其他元素，使电影更好看。”后来《霸王别姬》在影展上得奖了，凯歌从电梯上下来，蜂拥而来的记者与影迷在下面等待着他，“凯歌你寂不寂寞？”他当时特别高兴，爽朗的说，“不寂寞不寂寞。”
 张国荣:我先要感谢李碧华，因为她的两本小说把我当作她的男演员蓝本。第一次接触她的那本书是多年以前，我自己去买的。这个角色是比较敏感一点，当时来说我是有心无力，不能接受这个挑战。因为唱歌的时候我要顾及我自己的形象问题。但到了现在（1993年）就不一样，因为现在我是专业演员了，而且已经不再唱歌。所以才有这份勇气接受挑战。
 断指
小豆子的妈妈把小豆子送到戏班。老师看着他的赘指说:“祖师爷，没赏这口饭。”小豆子妈苦求不成，就把孩子抱到门外，切下了他的手指又抱回来。一来一回的两个长镜头行云流水。切手指既暗示着小豆子与之前生活的决断，也象征着男性性别的阉割。值得一提的是还在电影学院上学的蒋雯丽。她扮演只有一场戏的“小豆子娘”，几个妖冶眼神加上盈盈一跪，令人折服不已。
 陈凯歌:我有好多段落都剪掉了，曾想过剪成一个十集电视剧，这样才完整。电影开始，程蝶衣母亲有大段对话。主要是说她接客时，儿子会在门外看，还会咬客人。儿子长大懂人事了，只好把他送走。因为他有赘指，戏班子不收，母亲才拿刀把指切了。我原来想结束在1925年北洋兵冲进戏班子砸毁一切的场面，但后来觉得我分量太重，才把时间拉长到现在的样子。这部戏本身是由三批演员来完成的。因为我想这个故事应该是一个人生命的史诗。它不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形式，而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特别是艺术家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其实按照李碧华小说写，应该是两部分演员，可是我觉得不行，要从很小就开始演。实际上第一批孩子是九岁到十岁的样子。执导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孩子成为自己。要理解孩子心里在想什么，还要让他们知道你要的是什么。而你不必特别干预，说一定要这样或那样。我觉得保持他们的天真就是我的方法，我会告诉他们我究竟要发生什么事。
 蒋雯丽:其实真的是若干年以后，别人才会提到“你在《霸王别姬》中挺好的”，或者什么。但这电影成功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多的人注意到我。我是在快毕业那年拍的这个片子。毕业以后我跟影视圈的环境也不是特别的融合。我比较自闭，不是特别能够去主动地争取机会。当时挺自傲的，觉得不演也没关系。回望当年，如今反倒觉得《霸王别姬》之后那么多年一直沉寂，是非常好的事情。如果我成名得早，也许我会遇到很多好的角色，但我肯定没有时间去沉淀，也听不到批评的声音。那样的话，人就很容易自大自狂。
 磨砺
小豆子由此开始了在喜连城戏班甘苦自知的生活，他与小石头的感情也逐渐展开。在旧社会学戏，挨打受苦在所难免。难以忍受的小豆子跟小赖子一起逃跑了。但在外面看了名角儿唱《霸王别姬》后，又走了回来。师父给弟子们讲“霸王别姬”的故事，带出了电影关于从一而终的主题。最后他说，“人，得自己成全自己。”小豆子跪在地上，开始不停的抽自己的嘴巴。
 尹志（少年程蝶衣）:我当年十六岁，是唱京剧的。记得第一次看见陈导演的时候心说，“我们导演这么高的个儿，但听他说话又挺和蔼的，看起来就是脾气比较好。”他拍戏呢，不那么厉害但很认真。哪怕你有一个字，或者一个形象不好看，就能拍十多遍，二十多遍。抽嘴巴那场戏，我感觉我爸我妈打我都没像我自己打我自己这么狠，一下打了十九个。导演看了都哭了，其他老师也都哭了。我觉得这场戏我印象最深刻。因为以前我没这么对待过自己。又是挨打，又挨着老师傅的骂。
 陈凯歌:挨打也是真的打。我觉得与其假打，要打很多次不能满意，还不如真的打一次。所以你会看到那种很有趣的转变。孩子们上来就在叫，那时还没有开始打，而且他也不知道会打成什么样。可是真的打下来的时候，木刀每招呼一下，马上就起了很高的血痕。再加上同步录音，这个力量感就出来了。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挺心疼的，但这些孩子打完以后完全不当回事，还挺快乐。他们都认为自己在演出一个一生中难得遇到的戏。不过他们憎恨吕齐演的关师父，非常仇恨那个演师父的演员，好像他是专门打孩子的。其实那个老演员很无奈的。他跟我说。“我这也是为了戏啊。”真打的方法一直贯彻到大人，包括张丰毅也是真的挨打。
 张丰毅:当时陈凯歌没说光着屁股打，是我提的。小时候打都是光着屁股打，到大了回去，师父打如果穿着裤子，好像效果就不够。因为我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并且已经很牛了，这样一条汉子去见师父，照样被撩起裤子打屁股，而且跟小时候一样趴在板凳上，这个效果肯定更好。我就跟陈凯歌说不如光着屁股打。张国荣就说，“我可不要光屁股。”（笑）我小时候挨打习惯了，可等到实拍的时候，板子打下来，我真是疼得脸色都变了。可是从整个戏出发，还是挺满意的。就算为中国电影做点贡献吧。
 拐点
真正开启程蝶衣性别认知的，就是在张公公家的一场戏。这是整部电影最阴暗、压抑的段落，也为程蝶衣未来的悲剧埋下了充足的伏笔。电影中关于命运多舛的细节呼应此起彼伏。比如那把传来传去的宝剑；那声多次出现的“冰糖葫芦”的叫卖声；还有多年以后在街上卖烟的张公公。
  陈凯歌:我爸说过，悲剧有两种，一种是命运的悲剧，一种是性格的悲剧。性格的悲剧可以走到崇高，程蝶衣的悲剧却是命运。他的人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主要是性别认同的问题。学京剧时，他本来一直唱不了“我本是女娇娥”，后来段小楼用铜烟嘴伸到他嘴里打他，他就改成了女人。从张太监家受辱出来，他捡起路边的弃婴，这时他才真正成为女人（母亲）。到了结尾，“别人说你又错了!”他才意识到性别问题又错乱了，可是改已经太晚了，旦角已经造成他永生难以磨灭的印象，扮虞姬者为我，我就是这个女人。这个梦一定得圆的，等到适当时机，就要实现在霸王面前自刎的美丽故事。所以程蝶衣少年从千难万苦经历男变女的过程，晚年又得变为男的，想不做虞姬已经太晚了。
 亮相
作为一部以京戏为贯穿主线的电影，电影演员的舞台演绎自然成为电影的首要。为此，两位主演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学习京剧。张国荣的亮相更是惊艳。据制片人徐枫描述，当年她跟妹妹去探班，看到“虞姬”就大叫很漂亮，还闹着玩让化妆师帮她们照着虞姬的扮相化了一个，但她说是出来后的效果“丑到不行，真的不能跟哥哥比……”
 张国荣:刚到北京的时候压力很大，最担心的是不会演京戏。因为要非常专注于京剧的训练，还有在语言方面的训练，的确特别的苦。我每天从早到晚都离不开京剧。早上练功，下午学京片子、念台词、拜访名伶，晚上看京剧、在酒店对着镜子温习功课或看有关梅兰芳的录影带。京剧是太高深的学问，所以你们看我的表现，我不能说在台上拿到非常好的“造手”或者是什么，可是在他们来讲，我能够做到在荧幕上那种程度，已经觉得很不简单。我觉得非常开心。其实刚来的时候，他们找了刁丽做我的京剧替身，只是拍了我的大特写。但经过这些日子的训练，加上镜头迁就，我相信自己在银幕上可以欺骗观众。所以后来在正式拍的时候，他们没有用上。那么我觉得非常安慰，这是我努力下来的成果。不过幕后代唱是需要的。
 张丰毅:我认为这部影片是至今中国电影里面最好的一部。而且段小楼那个人物我当时也是下了功夫的。首先你必须像一个京剧演员。我学过一点样板戏，有些认识，也认识不少老师是干京剧的。我的特点就是我对京戏有形象感。内地很多观众对张国荣的了解是自程蝶衣开始，所以对他有个印象就是阴柔妩媚。实际上张国荣一贯是英气勃勃的小生形象，与程蝶衣相去甚远。为了把他改造成男花旦，剧组和他本人都下了好大工夫。因为他的眉毛太粗太直了，所以要修剪成纤细的形状。为了让他保持消瘦的体型，结果常年健身的张国荣在《霸王别姬》里瘦的整个人都小了一号。还有他的胡须，张国荣的胡须比一般人浓重，长满半张脸颊，每天都要剃两次，为了符合蝶衣的气质，化妆师刮干净胡须还不够，还得在他脸上涂粉来遮盖，但是有些镜头仍然可以看到一片青色的须根。后来，张国荣在拍摄《霸王别姬》期间连行走站立的姿态都改了，那段时间照片上的他坐下来都是紧并双腿，而他一向的习惯是大大咧咧地叉开腿坐。
 陈凯歌:我过去跟很多西方记者讲过这样的话，在所有我的电影中，都一定有一个我在精神上完全认同的人物。这部就是程蝶衣。这不是有关京剧或京剧演员，或者弘扬京剧艺术的电影。但京剧是有趣的，他发展初的一百年，受满清抵制、百姓在坊间唱被视为“淫词艳曲”。到晚清不大一样，因为慈禧偏爱京剧，使京剧进入朝廷，再影响民间对京剧的口味。京剧从民间到朝廷再到民间的过程，可能反应了时代的变化，那时名角如程砚秋、梅兰芳等都有贵人、财团支持。其实我主要还是寄托在张国荣这个角色上。我给他八个字“人戏不分，雌雄同在”。他是个戏痴，无法区分戏剧和人生，是个悲剧的命运，无非是要一点美而已。现在故事挺单纯，穿插了《霸王别姬》这部戏，程蝶衣无非想做再世虞姬。他的戏非常难处理。他面临着很多很细微的情感表达的问题。怎么样去能够非常准确的，同时非常锋利地揭示这个人的内心活动，最终使自己感觉到——我是一个女性，我就是再世虞姬。
 勾眉
电影转入了小豆子和小石头的成年阶段，此时他们已经成为北京城里的名角儿——程蝶衣与段小楼。之后不久，程蝶衣对师兄（更确切地说是“霸王”）的迷恋，对京剧的热爱，仅仅通过化妆时的一个动作，加上后来那句“说好是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已经传达得淋漓尽致。
张国荣:这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一部戏，挑战也特别高。程蝶衣是极度的自恋，在舞台上又是极度的自信。他是悲剧人物，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从几岁开始，就没有好日子过。在台上表演京剧，才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在感情上，他是非常的aggressive，还有他非常的空虚。后来菊仙把他的师兄抢走的时候，那种感觉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演绎出来。我本人并不希望做程蝶衣，因为我比他幸福多了，可是我非常爱这个角色。
 张丰毅:张国荣的“虞姬”好可怕啊！他一上女装，站在后面的八个宫女就全都黯然失色了。他演的是男花旦，给我感觉女里女气的，开始之时不习惯。他搭着我膊头，我就起鸡皮疙瘩，打冷颤，觉得男人大丈夫，这样亲热，终究不舒服。有场戏是张国荣从后面环抱着我，我们都明显地感觉到我在紧张得发抖。可能是内地人比较含蓄和拘谨，一下子不能接受男人与男人之间的那一种暧昧关系。后来彼此混熟了，没有了那种猥琐的感觉，演起来就自然得多了。不过我还是欣赏生活中的张国荣，很可爱，很好玩。
 陈凯歌:在《霸王别姬》里，同性恋的分
陈凯歌:在《霸王别姬》里，同性恋的分量并不重，这是由人物个性所决定的。生母的妓女身份和男扮女装的舞台生涯，使程蝶衣对两性关系压根就没有好感。他的雌雄同在，人戏不分，是一种孩子般的天真状态。因为梦想是孩子的特征，成年人哪有梦想？人在长大之后，他实际上是谁，和他想成为谁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程蝶衣对师兄段小楼的爱，说到底是对艺术和自身都追求完美，这种痴迷是最让我感动的。
 菊仙
当程蝶衣沉浸在金戈铁马、从一而终的京剧梦境中时，妓女菊仙初次登场打破了他苦心经营的二元世界。身为电影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菊仙的亮相可谓张力十足——她是从花满楼上跳到段小楼怀里的。小说原著中对于菊仙的描写并不多，但陈凯歌有意强化了这条故事线。至此，电影中两男一女的对立结构正式展开。
 陈凯歌:小说因为人物关系没有真正建立。刚读的时候，没有原始的冲动，等长时间以后，找到基本可用的意念——即人是经不起考验的。我觉得人物关系应做深向挖掘，好像巩俐演出的角色菊仙，是段小楼的妻子，以前是个妓女。原小说这角色很苍白，我以为此片若无真正的女性站不住脚，菊仙、段小楼、程蝶衣建立了整个电影结构。三个人都可以成为中心，看你从哪个角度看:男女两人中间站着一个男人，或两个男人中间站了一个女人，或是真女与假女中间站了一个男人。
 巩俐:我当时是十三号刚刚拍完《秋菊打官司》在陕西农村，十四号马上回来跟凯歌一起聊剧本。因为剧组一直在等我，所以过了能有三天左右，我就开始进入角色了。剧本当时的分镜头也没有出来，只是一个梗概，凯歌说还要改。菊仙出身是一个妓女，又有浩劫的戏，又有她跟戏班子的人生活的戏。我也没有时间去体验生活，导演也是希望我慢慢地进入。因为我当时真的是刚从农村脱了棉袄回来。这里的妓女一下子变得很漂亮，发式都不一样，我当时心里也有点换不过来的感觉。都是菊嘛，一个菊仙、一个秋菊。但是我拍的过程中看了很多资料，陪着张国荣一起去跟中国京剧院的老师练身段什么的。多问、多看一点他们平时生活的举止，慢慢了解。电影中还有一段是拍我怀孕的。那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因为我刚演完《秋菊打官司》，全是腆着肚子演的。所以在形体上没有任何问题。这部戏对我，难度最大的是从花满楼的楼上跳下来。也不是难演，但那个高度有两米五左右，当时我觉得太可怕了。而且有很多人在等着我跳，跳下来以后马上还有一段台词，骂那些嫖客的。我就怕跳下来以后那些台词就忘了。因为是一个镜头，中间不能断；跳的位置又一定要在计划好的地方。当时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后来喝了不少酒才跳。
 婚礼
菊仙这个坦荡而又工于心计的妓女，很快半求半迫地跟段小楼结了婚。她一生都在求份爱情和安稳，可最终却一无所有。电影采用平行蒙太奇的方法，把程蝶衣、袁四爷相会、段小楼与菊仙的婚礼穿插在了一起。强调了人物不同的命运走向。当晚，酒醉的程蝶衣第一次抽出宝剑，有袁四爷的阻拦，才没有挥剑自刎。这为他最后的一剑谢红尘埋下了伏笔。
 陈凯歌:中国京剧科班就是家庭。你看喜连城那种科班，每辈都有一个字，雷喜福、侯喜瑞等。他们像家族一样讲大排行。电影里的父权角色既教师爷，他有如戏班的长兄、叔叔。这家庭中没有女人，可是又有男人扮演女人的角色，还有儿女。旦角即梨园家庭的女性，所以程蝶衣排斥女人。菊仙的出现，打破了原来的家庭结构。京剧界真正的太太都身份卑微，你看那些名角儿的自传从来不提其妻室的情形。电影中有不止一个家庭。他俩对酌那场戏，我用了京剧的喜庆配乐，那是一场婚宴，袁世海也勾画了脸，扮演霸王角色。那一晚，程蝶衣便是他老婆。至于程蝶衣的养子小四，是1949年以后看到捷径的人。我们总爱讲政治对人的影响。但小四是利用政治达到自己目的的人。他的梦就是程蝶衣的梦，他以为拿了程蝶衣的头面箱子就可以变成程蝶衣，他不成!他不是程蝶衣，只不过多了个袖章而已。
 战乱
战乱时代的到来，也拉开了两个戏子和一个女人间真正的爱恨情仇。日本兵入城一节，拍到劫后余生的程蝶衣，张国荣拍完之后看了重播，建议化妆应该更凌乱一些才有被蹂躏的效果，陈凯歌表示同意。张国荣要助手过来亲他一下，助手不敢，于是陈凯歌亲自出马，揽过张国荣狠狠亲了一口，把他脸上的胭脂口红抹的杂乱一片，恰如几缕血痕，拍完之后果然效果更好。
 陈凯歌:几个月以后，在我们拍完段小楼承诺要和菊仙结婚那场戏后，转场来到了故宫午门外的广场。这场戏是夜戏。我们准备拍摄程蝶衣在袁四爷家无意中找到他童年许诺送给段小楼的那把利剑之后，跑去见段小楼，遇到了刚刚进城的日本兵。这场戏，张国荣只有一个镜头。我们在布好灯光以后，让他坐进了黄包车。在摄影机开始转动之时，日本军刀挑开了帘子。张国荣坐在车内，剑旁的脸上是纷乱的胭脂，尤其是嘴边的一抹深似血痕。他的眼睛中露出令人胆寒的绝望和悲凉。停机之后，张国荣久坐不动，泪如雨下。我并不劝说，只是示意关灯，让他留在黑暗中。我那一刻才明白，张国荣以个人感情对所饰演的人物做了很大的投入，才能达到表演上这样的境界。正是他的一个眼神，将《霸王别姬》的主题说尽了。
 宝剑
程蝶衣自刎那把剑是整部电影最重要的道具。它第一次出现是在张公公府里。之后它在电影的四个演员之间不断传递。最后一次交到程蝶衣手中时，他终于借着这把宝剑化身成为了虞姬。
 陈凯歌:剑是遗传物。自古宝剑酬知己，士为知己者死。宝剑是从太监张公公处到袁世海手中，再给程蝶衣，送给段小楼，给菊仙，回到袁世海处，再给蝶衣给小楼给菊仙，最后回到蝶衣手中自刎。它既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又是一种知己之恩，也是一种性具象征。这个电影中，政治社会是次要的，舞台人生之模糊、性别认同之转变才重要。蝶衣是妓女之子，菊仙是妓女，这个中间界限模糊。有个镜头，暗示菊仙以母性对待蝶衣。而蝶衣恨他的母亲，浩劫时他揭发菊仙，就是揭发他的母亲。他否定女人，世间除了虞姬外，全是婊子。
 巩俐:剧本里的菊仙，主要是心理上有一些变化。开始的时候是不理解程蝶衣，有一种恨。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流失，她理解了程蝶衣对师兄的这种爱。我觉得这方面在表演上的心理变化挺大的。最后导演给了我一个段落，就是让我把那把宝剑送给程蝶衣，然后我回头看了看他。
 背叛
时间进行到了历史特殊时期，背叛的故事逐渐露出它狰狞的面目。如果说段小楼背叛了程蝶衣，只是一个生命支撑的缺失，那么弟子小四顶替自己出演虞姬，则夺走了他全部的生命。
 雷汉（小四扮演者）:当时有一场小四与程蝶衣决裂的戏，我要说一句“从今后，各走各的路！”但我性格偏柔，老是表现不出小四扭曲的心态，张国荣就亲自演示给我看，帮助我完成了这个镜头。拍摄《霸王别姬》时，张国荣是剧组里最重量级的影星，但我记得当时剧组几乎没有一个演员比张国荣更敬业。有一场张国荣扮演虞姬上台表演的戏，几遍之后导演都喊OK了，可张国荣自己还不满意，最后这个镜头拍了30多遍，他才满意地从台上下来。不仅如此，张国荣准备剧本也一丝不苟，演员忘记台词是很正常的事，但张国荣上镜时基本不会卡壳，他拍片对自己的要求比导演还严。拍《霸王别姬》时，根本看不出张国荣有丝毫的性格忧虑和孤僻，他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走到这一步，也许是真有自己的苦衷。
 批斗
李碧华在形容《霸王别姬》中的历史戏时说:“因为荒谬而奇特的年代，爱恨情仇都融化在控诉中。群众浓稠如粥，火焰邪恶迷离，人性扭曲狰狞……为了这么场歇斯底里的出卖与被出卖，迫害与被迫害，说不清的三角关系，演员拍的几乎不支倒地。台前幕后付出心血、代价、眼泪，点点滴滴，才成就了一个戏。”
 陈凯歌:（这段戏）我的场面是处理成华丽得近乎残酷，熊熊的火焰为前景，红旗飘扬，热得人脸都流出油来。张丰毅说，这场面连他都相信是真的到了那个年代。那个年代也是个舞台，但程蝶衣是个迟钝笨拙的人，每个人都知道角色变了，只有他不知道；在那一场戏中，每个人都知道在演戏，而且有做恶事的快感，只有程蝶衣不知道。这也是他唯一伤人的一次。菊仙也是命运的悲剧。她用尽心机和段小楼在一起。她的老鸨骂她:人有万般能耐，敌不过天命。菊仙期待的是与段白头偕老，但是没想到出卖她的人，就是她最爱的人。我就是提供这些角色的外在条件，好像把细菌放在不同条件的试管看看，人生也是一直在换舞台，人在任何时候都有选择的权利。你是谁，你想是谁，这中间的差别很小。但小时候，这差距会很大。
 张国荣:认真的说，控诉那场戏最辛苦。因为拍的时候已经到了差不多初夏。六月份的北京挺热，气温差不多到了33℃。那么在大晴天把我所有的行头戴上，穿上了京剧的服装，然后跪在一个火堆前面去演戏，一演就演了三天。那个时候是挺苦的。
 散场
电影回到了开场。当段小楼再次纠错他的那句“我本是男儿郎”时，程蝶衣若有所思。他的生命注定要在一次表演中结束。
 张国荣:没有人比我更理解程蝶衣。他孤芳自赏，舞台下是个儒雅的男人。十年前，我已经接到这个剧本，当时是港台的单元剧，我因为拍《失业生》和《柠檬可乐》，撞期，推掉了。没想到十年后故事搬上银幕，同样找到了我。
  陈凯歌:这是一个背叛的主题。由两个人的故事开始。就是以段小楼程蝶衣的师兄弟关系。在二十年代中国京剧科班里，他们开始的这样一种很深入的感情关系。有趣的是后来介入了一个真正的女人的关系。就是由巩俐扮演的菊仙。从戏份上看，他们是三足鼎立的状态。楚霸王和虞姬的轰轰烈烈的爱情是以双双自刎，而且是以虞姬自裁于楚霸王之前结束的。这个故事其实是在讲虞姬对楚霸王的忠诚，这就和电影产生了两条并行的故事线。电影在一个现代的社会中演出了一个有关背叛的故事，而在古代，我们经过美化的一个故事演出了忠诚的故事。所以这两点可以很好的互相照应。以京剧《霸王别姬》为主框架，这是个结构上的想法，我想从舞台上开始，再从舞台上回去，提供一个倒叙的空间。由开门开灯至关灯，提供了一个旧梦的环境。程蝶衣是惊世骇俗的人物，也是不引人喜爱的人物，他洁白、纯、专注、坦白、冒傻气，完全与世界格格不入。可是他执着，是电影的灵魂。他也代表了我们自身的处境，把舞台变成了生活。在他看来，舞台与人生不分，虞姬在《霸王》这出戏里，怎么演都有一死，但谁也不想他后来真的死了。程蝶衣运行在这轨道里，一千次也不死，只有在真死的时候，戏、人才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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